2.2  数字技术红利转化效能偏低

我国乡村地区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对数字技术和软硬件设备设施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总体处于科研机构理论研究或少量试点项目验证阶段。布局数字农业的科技企业，出于节约成本和规避技术研发失败风险等因素考虑，大多以改造现有技术或产品为主，进而直接切入农业农村产业链、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发展的集成度不够、契合度不足，远未达到“系统解决方案下乡”的程度。而且，数字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是业界共识，项目多以财政资金为引导，集中布局于环境好的地区（如大田作业区），以及短、平、快的细分领域（如设施农业等）。尽管业界已验证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领域的可行性，但总体依然处于早期阶段，距离成熟还需要20~25年时间，数字技术远没有大规模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0]。

2.3  数字服务缺乏长远规划

农村居民易受“赶潮流”“凑热闹”固有思维的影响，新型数字服务在乡村发展面临持续性不足、稳定性不高的尴尬局面。如直播带货等，最初人人“直播卖货”，但当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未能如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益时，其热度很快消退，数字服务在乡村依然处于最初级的“产品下乡”阶段。此外，乡村数字服务更倾向于娱乐类推广[11]，非但没有为农民创收，反而有可能引发数字经济赋能的本质被改变性质的风险，如农村青少年或劳动力沉迷于网络，陷入越穷越沉迷，越沉迷越穷的恶性循环，数字经济助力“脱贫”的本质被演变为“促贫”的畸形现象，诱发产生“新型数字鸿沟”[12]。

3  数字经济提质受需求侧要素限制

3.1  乡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截至2021年12月，电信普遍服务已打通我国广大农村“信息大动脉”，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质的变化，由解决“接入鸿沟”转向解决“使用鸿沟”“能力鸿沟”。这两大鸿沟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乡村数字素养偏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13]，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较城市居民低37.5%，且农民数字素养普遍低于企业职工、个体从业者、企业管理者、非盈利机构在职人员等人群，可以看出乡村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离依靠农民自我激发的程度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3.2  配套资源布局相对滞后

道路交通、冷链物流等配套资源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近来年整体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但也存在科技含量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典型问题。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与乡村数字经济超前布局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如冷链物流行业存在初期投资成本高、运输过程返空率高、运输单价低的“两高一低”问题，在复杂多样的乡村环境下，这种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即使“直播带货”发展再红火，但受限于乡村冷链物流布局不足以及乡村道路便利性不足的级联效应，生鲜类产品依然无法有效突破上行的“最初一公里”“直播带货”等新型数字服务也无法转化为农民的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