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乡村消费能力和意识偏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农民经济来源有限且不稳定，加之消费习惯等因素，导致数字经济下沉乡村面临两大对立面：一是经济因素导致农民对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极为敏感，直接遏制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规模；二是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农民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红利的巨大效益，农民对高层次、高水平、高品质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很大程度制约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4  发展对策与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从国家战略发展全局看，其目标是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为依托，通过释放数字红利，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带动农民增收，不断提升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最终助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目标决定了提升社会整体效益应为数字经济下沉乡村的首要考虑因素。笔者认为，在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供需两侧均存在一定程度短板的情况下，现阶段宜采用政府强力引导、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带动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数字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并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本文针对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从改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供需关系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4.1  全方位提升供给侧能力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保持电信普遍服务的长期稳定性和升级性。要根据行政村的调整变化，实现基础电信网络未通达的动态清零；要继续扩大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与外延，适度超前研究目前尚未纳入普遍服务支持范畴，但确有实际需求的自然村等区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二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好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类型、建设规模等前期预研工作，同时研判建成后的预期成果和风险点，切实解决乡村新基建区域间、细分领域间结构性失衡问题。三是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战略的总体部署，引导科技企业下沉乡村，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实现数字化转型，切实提高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四是补齐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冷链物流等直接影响数字经济赋能广度和深度的行业在乡村布局的积极性。

在数字技术方面，一是鼓励跨界合作与跨领域资源整合，推动形成包括ICT企业、农业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涉农主体等在内的产业协同生态圈，依托各主体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推动数字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在注重后端数字乡村、数字农业等试点项目的同时，将政策、财政资金等支持向前端倾斜，缓解科技企业对涉农技术、产品研发的前期资金投入压力；三是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创造可行性验证环境和条件，推动实现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价值深挖。